聊天、喊麥、健身、唱歌，五花八門的直播方式，最后逃不開“上鏈接”，一晚就賺到普通人望塵莫及的財富。

這樣暴利的生意模式，自然吸引了不少入局者，很多明星都轉行去帶貨，本就魚龍混雜的市場更加渾濁不堪。

近幾年，屢屢曝出有主播偷稅漏稅，而且金額不小。很多人因此好奇，直播電商行業是怎么繳稅的？國家又是如何監管互聯網偷漏稅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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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播個人的涉稅問題

直播電商，對主播的依賴尤其高。

為了留住主播，平臺往往開出誘人的條件，除了按照成交額取得傭金，咖位大的明星做客直播間，還有一筆不菲的出場費，頭部主播工資奇高。

但并不是所有主播都如此，直播圈也是有鄙視鏈的，主播主要分為“個體戶”和“打工人”兩類。

如果主播以個人名義簽署合同，收入直接歸到自己名下，納稅人就是主播個人。

2021年11月被曝偷稅漏稅的網紅雪梨、林珊珊，就是以個人名義與平臺簽訂勞動合同或勞務合同，她們從平臺取得收入的性質是工資薪金所得（勞動合同）或勞務報酬所得（勞務合同）。

預扣預繳稅款時，勞務報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超過4000元的，減除費用按800元計算扣除；

每次收入4000元以上的，減除費用按收入的20%計算扣除，差額為應納稅所得額，再套用三級累進預扣預繳稅率，匹配適用稅率和扣除數計算所要繳納個稅。

勞務報酬的預扣預繳個稅稅率為20%-40%，年末需要并入個人綜合所得，適用3%-45%的七級超額累進稅率。

這種模式適用于那些個人單獨作戰、沒有團隊、沒資源的人員，或者剛開始嘗試做、沒規劃的群體，相對節約前期的公司運營成本。

有的主播則是為公司“打工”。

她們以工作室名義簽署合同，無論工作室是個人獨資企業，還是合伙企業，都不能直接對個人征稅，而是對個人獨資企業的投資人，合伙企業的合伙人，征收個人所得稅。

這部分主播的收入類型，主要是銷售提成和坑位費為主，“所得”性質上為經營所得。

按照個人所得稅法中的經營所得征稅，適用5%-35%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，應納稅所得額等于每一個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成本、費用以及損失后的余額。

2020年，很多明星以這種形式參與“直播”，他們以工作室的名義簽署合同，既趕上了“直播熱”，增加了曝光度，又不用像專職主播一樣承擔太大的業績壓力。

還有些主播，以公司的名義向直播平臺提供服務，她們取得的銷售提成和坑位費就不再繳納個人所得稅，直接歸入公司名下按25%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。

與此同時，公司還需要繳納增值稅及其附加稅等其他稅種，相關費用也可以在稅前扣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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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CN公司的涉稅問題

當然，在直播行業，頭部的網紅主播并非單兵作戰，往往是由所屬的MCN公司進行統一管理。

一方面，MCN公司會與直播產品的品牌商，對產品、價格、主播、利益分成、直播平臺、日期等進行協商溝通；

另一方面，MCN公司也會直接簽署直播電商推廣合同和訂單。

手握大量資源的MCN公司，無疑是金字塔的頂端。

為了利益最大化，他們往往與主播簽訂“雇傭合同”，主播收入構成主要為工資薪金、提成獎金。

小財女還記得，去年全網熱播的電視劇《底線》，開篇就講了一個“主播駱優優猝死案”。

女主播駱優優在某MCN公司上班，每天超負荷直播，最終在直播間工作時猝死。

這個案件的爭議點是，公司認為自己與她簽訂的是“雇傭合同”，是合作關系而不是勞動關系，只愿象征性地給予20萬元，作為人道補償。

但在后續的調查中，法官發現，駱優優每天需要按時打卡上下班，有門禁、考勤管理系統，接受傳媒公司的制度管理，工作內容、時間沒有完全的自主權，需要接受公司的安排。

因此，認定駱優優與該MCN公司存在“勞動關系”，駱優優之死屬于“工亡”。

雇傭關系下的主播，工資薪金所得適用3%-45%的七級超額累進稅率，年度獎金可單獨計稅，也可并入年度綜合所得統一納稅，主播個人所得稅由公司代扣代繳。

不過，這只是一般MCN公司的做法，成熟的大主播都選擇成立個人獨資企業、合伙企業來開展業務，李佳琦的美ONE、薇婭的謙尋文化，都是個人獨資企業。

此外，我國還存在大大小小的“稅收洼地”，它們分布在上海、江西、湖北等地。

薇婭的避稅，就利用了“稅收洼地”。

從2019年開始，薇婭陸續在上海設立多家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，即所謂的“空殼公司”。

這些“空殼”沒有實質性經營活動，只是薇婭避稅的工具，通過這些個人獨資公司，將傭金、坑位費等勞務報酬所得，轉換為企業經營所得進行虛假申報偷逃稅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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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聯網不是偷漏稅的“法外之地”

這種偷逃稅的辦法看似高明，但根本逃不過稅務機關的稽查。

2021年12月20日，薇婭被曝出，薇婭在2019年至2020年期間，通過隱匿個人收入、虛構業務轉換收入性質虛假申報等方式偷逃稅款6.43億元，其他少繳稅款0.6億元。

最終，杭州市稅務局稽查局決定對薇婭處以13.41億罰款，相當于偷逃稅款的兩倍。

稅務稽查局的“重拳”，一是懲罰藐視稅法的人，二是給有潛在歪念的人以震懾。

隨著直播電商經濟規模的擴張，其中復雜的業務形態、收入模式、勞務關系等，給我國的稅收監管提出了新的挑戰。

文娛直播等高收入行業的偷逃稅問題，國家早有警惕，但一直未作為稅務稽查的重點，這也讓很多從業者心存僥幸。

直到2017年明星“天價片酬”引發社會關注，國家稅務總局才不得不引發《通知》，要求加強對影視行業天價片酬、陰陽合同、偷稅漏稅等問題的治理，對直播電商行業納稅的整頓也正基于此。

改革開放以來，市場經濟騰飛，涌現了很多新的業態，過去的傳統電商，如今的直播電商，以及未來的元宇宙。

新興行業更新迭代快，可能在發展早期，國家政策監管不到位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一定是從“粗放式”走向“精細化”管理的，相關從業者不應膽大妄為，對國家政策要有敬畏之心。

當然，稅法的制定，并不是為了束縛企業的發展，相反，國家近幾年大力推進“減稅降費”，目的是給中小企業減輕負擔，鼓勵新興行業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。

狄更斯說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，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。

身處時代的洪流，我們要跟著國家大方向走，依法納稅，也要保持自身的活力，做時代的弄潮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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